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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研究院藏有一幅『清乾隆年間林爽文事變斗六門激戰圖』,當時斗六門地區民軍隔著小坑溪一帶﹝就是現在的「雲林溪」﹞,配合清北京朝廷所遣之福康安、海蘭查等軍隊,開城門迎戰;並激戰於斗六門大街﹝今『太平路』﹞,死傷慘重。
斗六門縣丞等方振聲、馬步衢和其眷屬全數殉職,後來清廷於斗六門北建『昭忠祠』。清同治元年(西元1862年)又爆發「戴潮春事件」,地方官吏、仕紳和居民受害死傷慘重,事件平定後官方將此些忠骸葬於斗六門南郊「義塚」,也就是現今斗六市社口公墓前的『靖安寺』和『萬姓公祠』,前者是收埋戴潮春事件死難之遺骸,後者則是包含清光緒末大小民變,以及日治時期『雲林大屠殺』的近萬人遺骸,而此處就是目前四週三面為雲林溪﹝小坑仔溪﹞所環繞著。
「第一憨是種甘蔗給會社磅。」的傳說故事。
日據時代台灣各地糖廠興建過程中,曾經動用日本警察的力量,強制收購農民土地,這段歷史恰有中國近代史上的名人梁啟超來此作見證。民前一年(1911年)台灣政治社會運動領袖林獻堂,因仰慕梁啟超在清政府下冒險推動改革之大名,特地從日本邀請梁啟超到台灣來參觀訪問,此時的梁啟超因在中國大陸推動戊戌政變失敗而流亡日本。梁啟超來台兩週的訪問行程中,林獻堂安排他到斗六參觀,造訪斗六地區前清秀才吳克明宅,雙方對於日本資本家對農民的榨取甚感不平與無奈。當時日本資本家正在台灣各地興建新式糖廠,常藉由總督府的警察力量來強迫徵購台灣農民的土地以種植甘蔗,以確保製糖會社原料來源,而其收購農民土地的價格,往往遠低於市價,使農民吃虧甚大,甚至血本無歸,但因懼怕於日本警察的威嚇,只有認命承受迫害,以至於有農民賣了田地便無以維生,卻又不得不賣的窘境。梁啟超目睹此一情況,有感而發寫了〈斗六吏〉五言古詩一首以抒感慨:
四、土地公的造型
在民眾有土斯有財的觀念下,臺灣土地公廟就無所不在。土地公的造型也很多樣。土地公雖然「神格」不高,卻掌管著人民日常生活相關的事務,因為土地被視為重要財產,土地公因此也被賦予「財神」的地位。經常出現在我們周遭的土地公神像,「蓄長鬚、頭戴員外帽、手拿元寶拄龍頭柺杖、臉上帶著慈祥笑容」是大家最深刻的印象,如同和藹老者聆聽著子孫的傾吐,像傳統的里長伯,官不大,卻不擺架子,願意照顧里民們的日常生活。